范曾:从心所欲和胡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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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曾:从心所欲和胡来

大体可以看出他是从心所欲还是胡来,也可以看出他创作时是心如秋月还是躁动不安。八大山人的用笔其实是并不狂肆的,他运用中锋,沉稳而准确地推移毫颖,画面每一笔都没有逃出他理智所控制的范围。那是一种至极的理性与至极的感悟的高度统一,在佛家称“无缘大悲”。这时,八大山人是“从心所欲”的,同时也是“不逾矩”的。在“从心所欲”的状态下所恪守的法度,那必然是遵循着自然规律的,因此他的画明净端庄、了无渣滓,绝不是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轩堂遗矢、醉酒作画,那是不会“与天地精神相往还”(庄子语)的。与天地精神相往还的人,在《庄子》书中称为至人,儒家称为圣人,佛家称为尊者,那都是有着极高修养的人,非一般凡夫俗子所可梦见者。徐渭固为不世之天才,然则其作画、写字恐怕心境不似八大山人宁静空寂,所以偶尔来一两下败笔。这在八大山人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。所赖徐渭才气干霄,瑕不掩瑜倒成了徐渭蓬头垢面不掩国色的特征。现代李苦禅的用笔,我以为是在八大山人和徐渭之间的,这与苦禅先生的性格大有关系。他一面喃喃而语,对画坛的丑陋和愚蠢奉上鞭挞、调以谐谑,大笔洋洋洒洒地在纸上跌宕运行;到紧要关头,先生不免语住,紧闭着嘴,这必是神来之笔诞生的瞬间;然后,先生又恢复怡然自得之态,在率意中把握着分寸。苦禅先生的画面是不会有败笔的,现在坊间的赝品,一眼便可识别,但凡首先跳入眼帘的,正如《庄子》书中从炉中跳出的恶金,必不能成为莫邪之剑,画上的败笔非徒不能状物传神,而只能起着破坏的作用。以上所举三人,都是从心所欲的大师,同时我也论及了他们差异所在,其作品是十分值得我们细细辨析的。对历史上的每一位大师“审问之、明辨之”,是美术史家的本分,同时可以鞭笞画坛的劣迹以昭示后之来者。现在大写意的画家多了起来,大概和“立竿见影”的心态有关,他们作画时神涣气散,横涂纵抹,自以为做到了“我不思则我在”,与笛卡儿的“我思故我在”的理性为仇寇。殊不知“胡来”的结果是满纸败笔、惨不忍睹,心中倾慕狂士的潇洒恣肆,而笔下却出不了他们的豪纵任侠,用力过猛,立刻恶浊;泼洒无度,必成墨猪。有自知之明的,团起扔进纸篓;无自知之明者则裱以精工,悬诸华堂,获笑天下士。我们不要太相信古人文章所描述的狂士,以为只有在神经失控状态才会有神来之笔,那就上了古人的当了。石涛曾很激赏新安吴子作画的状态,“每兴到时,举酒数过,脱巾散发,狂叫数声,发十斗墨,纸必待尽”。我想,石涛所欣赏的不是最后吴子之画,而只觉得他做人来疯好玩儿,画者决不可以为典范。怀素“忽然绝叫三五声,满壁纵横千万字”,显然他心知肚明,那是在捉弄观众。其实,怀素三分醉意是有的,他却偏做酩酊大醉状而已。傅抱石先生“往往醉后”一印,曾引发过无数的遗闻轶事,描述傅抱石如何大醉之后画出了神品,我想这大大误解了傅翁的“往往醉后”的文学意味。这“醉”字,正是傅翁忘怀得失、纯任情性,逍遥于太虚,与天地精神侔合的最佳状态。据罗时慧先生告诉我,傅翁手不离酒则有之,浅酌而不豪饮,正是名士风流的真实状态。无道之士是狂不起来的,那仅仅是胡来。庄子自知狷狂,但却放言恣肆,皆入环中,所谓“猖狂妄行而蹈乎大方”。刘熙载称:“凡物险者易颠,非具有大力,奚以固之。”